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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:我认为,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,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,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,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,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,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,在我之前,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,我认为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,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,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,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: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,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,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,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,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(Ionic capital),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,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,在书的最后几章,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,比如龙和凤,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,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,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,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,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在本土发展,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,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,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,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
罗森:我个人认为“丝绸之路”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,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。此外,在讨论丝绸之路时,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。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,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,也值得深入研究,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。如果由我来策展,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。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、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。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,但相比之下,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。若从南部进入云南,但那里山高河急,因此,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,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。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,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。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:尽管契丹、金、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,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,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。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。我常常觉得: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,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,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。
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发展,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已初具规模,有7户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和省级龙头企业入驻园区,已建成和在建加工生产线14条,玉米种子年加工能力达20万吨。
辽宁省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,是中国对接东北亚、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。近年来,辽宁不断加大开门迎客力度,来辽投资兴业的外资企业和来辽旅行生活的外籍人士持续增加。据统计,2024年来辽外籍人士增幅达79.7%。
中华文明的广阔气象,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、包容的胸怀。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中积淀了对各种不同文化吸收和融合的智慧。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,还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,中华文明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吸纳了这些外来文化,并将其融入本土文化中。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,成为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文明之一。各个少数民族和宗教都在中华文明的包容下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,不同思想流派可以并存,不同价值观念可以相互借鉴,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。